6月18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新价值 新动力（300152）2023—2024年度受尊敬企业年会”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忠民表示，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规避风险的常规做法就是做风险对冲，实现资产保值；但如果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风险就是“风险投资”，投资成功就是在持续投资之后能够实现投资收益可以覆盖投资损失，不能要求企业一次投资就成功，要给企业试错的机会。

　　王忠民进一步表示，让企业可以从不断试错中获得最终成功、企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是创新，这个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更是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最终通过改变企业资产形态，来改变宏观经济周期。

　　王忠民强调，在风险向善的逻辑之下，要通过制度来给予企业家充分且具有决定力的差异投票权和差异收益权，这样的权利在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

　　风险向善的逻辑

　　“对于企业家来说，在企业经营活动当中，风险向善的逻辑是要去推动底层的技术商业和经营模态发生变化，也就是企业家主动挑战高风险，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高风险也往往意味着高不确定性和高回报，要做到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对称。”王忠民表示。

　　王忠民认为，实现企业家在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重要制度就是合伙制，合伙制的优势是可以实现投资风险的分散，比如投资10个项目，只要有一个项目成功，就可以实现对投资失败的覆盖，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可谓是九死一生，但通过分散投资最终可以尝试找到带来正向收益的投资，这就是企业家的风险向善的逻辑。

　　王忠民指出，过去很多的创新投资往往选择GP（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 模式，这种投资模式主要存在在一些需要大额度资金投资的公司里，比如私募基金(PE，Private Equity)、对冲基金(Hedge Fund)、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但GP的弊端恰恰是要求每笔投资都要有回报，特别是一些国有平台的投资，这就导致投资无法实现最优匹配，因此要支持创新，更好的投资模式是LP (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制度。

　　“只要谈好收益，就要给合伙人更加灵活的投票权和收益权。”王忠民表示，有些基金就做出明确表示，只要能够实现预设的盈利目标，那么合伙人就拥有足够多的企业战略决策权和最终收益权，比如马斯克就是使用这样的合伙人制度实现了特斯拉的业绩逆转。

　　“对于国有基金，如果是母基金，最好的模态是只做LP，去找市场当中有无限责任担当的人来给你做GP。”王忠民说。

　　给予企业家投票权、收益权

　　王忠民认为，在风险向善的逻辑之下，要通过制度来给予企业家充分且具有决定力的差异投票权和差异收益权，这样的权利在企业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差异投票权可以让企业在做战略决策时能够迅速做出决策，而不是受制于投票权最终丧失市场机遇；差异收益权则让企业在承担了巨大风险之后，可以享受到成功之后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对企业创业者给予足够大的风险激励，这可以提升企业发展的效率，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有了制度保障，就可以实现从企业向善到社会向善的转变。”王忠民表示，这样的合伙机制在注册制中就已经得到了体现，就是把一级市场当中的合伙机制的持股份额、差异投票权、差异分配权通过制度来落地，这个过程需要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足够的风险意识，让市场选择一起“风险向善”。

　　王忠民还强调，从有限合伙制度，到基金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再到差异投票权和差异分配权，也需要会计规则、证券规则、司法规则，以及税务、工商法务相关规则的配合，甚至用证券市场这样一个社会公约，来实现风险向善的新模式和新生态。

　　数字化给“风险向善”带来了新的工具和机会，正在成为“风险向善”的“加速器”。

　　王忠民发现，过去在开发区里有“孵化器”，利用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发展，很多早期企业都是通过这样的模式孵化出来的，但现在数字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孵化平台，特别是一些AI（人工智能）平台，为创始阶段的企业带来新的服务，降低企业成本，促使企业成长更快，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快速成为顶级企业，数据科技给企业风险投资带来新的变化，把风险向善进一步推向了制度化、有效化。

　　“风险向善制度化，投资效应呈现多点化，作为上市公司固原期货配资，产业投票权与产业分配权也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王忠民说。